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周星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1月出版，316页，45.00元

周星先生的《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本土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专题”系列之一，该书以粪秽处理与厕所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中国是如何将厕所这一兼具私密性和公共性的空间，从农耕经济的前现代状态逐渐升级为我们今日所见的现代状态的。按照时间顺序，作者详细搜集了中文文献中对便器和厕所的各种描述，其所用材料既源于历史文献，也取自民俗记录和政府公文。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还凭借自己旅日的学术收获，在本书中采用不少日文材料，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甚至令人羞于启齿的议题提供了多时空、多文化镜位的全景视角。

全书正文分为十个章节，第一章是关于农耕文明的厕所文化，主要讨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悠久的粪肥传统，还有由这种风俗所衍生出的民间宗教信仰和污秽/洁净观。第二章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数次与厕所改良有关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晚清新政、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和建国后的“爱国卫生运动”，展现了各个政权自上而下改造民众污秽/洁净观的尝试企图心。第三章描述了七十、八十年代厕所文明形态的转变，作者认为化肥取代粪肥，城市化倒逼改良和改革开放之后来华西人的评价促成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作者此后用了很大篇幅，延续了以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主体的观察。第四、五、六章追溯了八十年代以降以大型庆典、旅游景点、城乡发展为契机而展开的大规模公厕改造运动，也就是中国上一次的“厕所革命”。第七章中作者对“言说”（其实使用“叙事”更符合学术惯例）的回顾，从“发展”、“卫生”和“文明”三个角度一定程度赋予了“厕所革命”历史必然性。

在第八章里，作者探讨了中国之外的行为主体，除了短暂回顾厕所便器在欧洲的发展，主要描述了西方殖民者在华对中国人身体的规训，用埃利亚斯内化的自我监督文明理论来总括这一“文明化”的进程。第九章则将目光投向日本的厕所“文明化”进程和世界组织在东亚开展的诸多合作。最终章节以人们对更优质的厕所厕具的追求落脚，旨在提醒读者厕所文明的前路漫长，仍需不懈努力。

学术归属的问题

从结构上不难看出，此书并非典型的人类学作品，这种“非典型”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周星先生的选择。作者在总序中指出，文化人类学对中国来说是舶来的学问，落入中国本土之后，虽然接受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浸染，但也会形成本土的特色，这一特色便是“家乡人类学”。家乡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与民俗学传统可以无缝对接，实现朝向现代民俗学的转型。作者称这条学术之路走得孤单，两头不讨好，但又因为受到日本及许多其他非欧美国家的本土人类学家的感召，认为这条本土之路是走得通的。

作者指出：“这些本土的文化人类学家能够凭借母语濡化获得的先赋优势，揭示更多异文化他者往往难以发现及领悟的本土文化的内涵，所以，比起他们的欧美人类学家老师来，他们在认识自己的本土社会在文化人类学中被表象的布恩分或对于被外来他者所误读的部分，常常倾向于给出不同的答案。虽然他们总是被欧美人类学体系边缘化，但边缘自有边缘的风景。”

私以为，另辟蹊径当然无妨，然而要衡量一本书的质量，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特定的学科范式。这是因为学科范式为知识的高阶组织确立了规范，使得研究可以不断深入，而不是停留在对零散材料的描述性收集。西方的学术理论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穿透性，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基于学科范式打磨而成的高阶学术产品，所以能够超越直观经验，在共享同一思维范式的人群中流行。如果本书中所倡导的本土方案不能够形成与之抗衡的穿透力，而只是停留在构筑防止被对方穿透的文化壁垒，在话语权力的边缘地带孤芳自赏，这本身就与学术探索的目的相违背。

求知求真本不分东方西方，尤其考虑到本书系“本土人类学与民俗研究”的大题，我不想用西方人类学的框架来质问某些要素的缺失，也不觉得人类学与民俗学具有本质上的高下之分，我们且用最贴近常识的方式对本书第一章中存在的要害问题略作评述。

不存在的“农耕文明”

在第一章关于农耕文明的厕所文化论述中，作者仅在一处提及欧洲也曾有过令今人不适不快的粪秽利用方式，除此之外，基本都在描述中国农业经济中对粪肥的再利用，并引用了《农书》《齐民要术》《氾胜之书》等文献和儿歌农谚等民间资料作为佐证，。这难免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有中国或者东方的社会才有对粪秽的系统采集和利用，在其他地方是不存在这种民俗的。本书中虽然并不见这样的直接表述，但是从书的结构中不难推断出作者实质上是暗含着这样的预设的，若非如此，对于欧洲粪秽利用的回顾何以要等到第八章才匆匆提及。伦敦长期受城市粪秽问题困扰，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放才有完整的应对方案成型，这才摆脱霍乱，从时序上看与清末民初的社会进程相近，大可以放到第一章节一并论述，但作者显然认为英国不属于“农耕文明”，放在第一章于理不合。

那么，接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文明算“农耕文明”呢？任何社会都存在农耕经济，民众需要果腹，社会复杂化需要基础，中国如此，英国美国亦然。既然都有农耕经济，那么又要如何判断一个文明的类别是否是“农耕”呢？两种可能，一种是区别于海洋文明的农耕文明，另一种是区别于工业文明的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学术话语，作者的学术生涯始于当时，受该学说影响并不奇怪。此种文明种类论认为不同种类的文明会对国民的举止、态度和心理加以全方位的定义，形成难以迁移的国民性，必须自上而下彻底改革才能走出窠臼。该理论可以说是本尼迪克特“国民性格”理论的通俗延续，本氏的学说虽是经典，但早已失势，这不仅仅是因为《菊与刀》式的美国战后学术霸权逐渐消解，也是因为此种学说虚无缥缈，实在难以证实，深入研究无以为继，自然逐渐式微。至于“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界定起来相对容易，已经有成体系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加以衡量。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5）》的估计，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如果作者采用的是这种标准，并将特定的厕所形态与所谓的文明形态挂钩，那么2020年前中国都不该有洁净的厕所了，这岂非荒唐至极。

可见“农耕文明”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陈旧失灵的，完全经不起推敲，与之首尾呼应的“厕所文明”更是如此。作者在第一章就使用了这一系列定义极其模糊的概念，意在区别中国和西方/日本方便后续论证，然而恰恰是由于定义本身的缺陷，使此书之后立论不可避免地一再受到侵蚀。这种侵蚀来自于对中西方的强行割裂，来自于对欧洲、美国农耕经济对粪秽利用的弱化，来自于对作为消费者的中国市场的无视。一旦中国和西方内在的经济形态的差异、官民领域的差异都被抹杀，都被定义成铁板一块，那么就会形成现代-西方-洁净对抗农耕-中国-污秽的对立，落入柯文1984年著作中所警告的施动者-被动者的理论陷阱。在这样的框架设定下，进步的动力不可能是内生的，横向的，综合的，或是无序社会力量的偶然集合。进步必然是自上而下的，外来的，由强大的权力推动的，有历史必然性的。

这也就不难解释此书为何有大块章节神似官方工作报告，因为在农谚和掌故退场之后，厕所文化这一民俗就彻底与“民”脱钩了，剩下的事情都必须由权力强行完成，这种权力或是来自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西方，或是来自于各个时代的中央政府，或是来自于改革开放后的国际组织。无论如何，此种简化都是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的。我并不介意作者对学科定位的创新，但民俗学也好，人类学也罢，都讲究见微知著，考察来自底层的发生。不幸的是，本书第二章起几乎完全不见此类材料。取材偏颇不单是因为如厕这个题材微观材料不易获得，也是作者潜意识中先入为主的进步观使论述方向发生了偏差。试问，如果只是政府官方发布的材料的话，本土学者会用，外国学者也会用，那么“家乡人类学”的优越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厕所文化首先是科技史问题

民俗学或者人类学对厕所问题的分析不可能还原粪秽处理这个历史问题的全貌，因为此二者大多考察基于社会物质文化而产生的习惯和传统，以及当这些习惯和传统被抽象化之后是如何影响社群成员之间和社群之间的关系的。粪秽问题首先是生计问题，关系到疫病防控，也关系到农业生产，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粪秽处理早已成为一项专门的复杂工程学科，岂是用民俗掌故的零星线索可以厘清的。在对给排水工程整体历史缺乏认识的情况下，探讨便器或厕所空间所反映的“现代观”只是蜻蜓点水，就好比同样是研究食物，要有美食家和农学家的分工，粪秽处理问题首先是一个科技史问题。

诚如周星先生所说，西方确有冲水厕所的传统，不过其诞生却并不那么必然。例如意大利罗马公元前六世纪所建的大阴沟Cloaca Maxima，在沦为各类生活污秽的容器之前，这条水道是用来排雨防涝的，且有拉丁文“铭”文规定，是偷懒的罗马人强行将其当作污水管道使用，况且大阴沟原本就是由一条运河改造出来的大型涵洞，可以说与中国南方将粪秽倒入河中的做法并无二致。伦敦之所以成为水厕（也就是抽水马桶）文化盛行之地，原因有二，其一是水厕作为一种机械装置到十九世纪中期已经具有一定产业规模；其二是泰晤士河的小型支流为伦敦提供了天然的下水管网，随着城市人口激增，伦敦人效法古罗马将河流改造为下水道，以便在其上建造更多住房。1847年伦敦出于卫生考虑立法禁用粪坑，加之1851年万国博览会上水厕得到推广，越来越多住户采用水厕联通地下河。这种看似有助于改善居家卫生的做法却导致泰晤士水质严重恶化，屡屡爆发霍乱、恶臭等公害事件。可见厕所空间的改善并非真正有益于社群的技术改良，其所产生的环境代价自然需要其他技术进一步弥补，受篇幅所限，此处不再详述化粪池和污水处理厂的历史。水厕虽然是“现代性”的象征器具，但是其本身并不足以彻底取代旧式的人力收集粪秽的技术系统。

没错，旧式的粪秽处理同样是一个高度精巧的技术系统，相比起我们现在使用的资本密集型技术系统，它属于劳动密集型系统。以开埠之后的上海为例，无论是租界还是华界，都有粪工挨家挨户于清晨收集粪秽，运送到粪码头，再由粪船将其运至上海农郊或江苏浙江，将其作为肥料使用。无论是粪船进城的淡旺季波动，收粪区域的条块划分，还是金字塔式的粪头粪工管理体制，都需要耗费高昂政治资本加以协调管理。此套系统并非东方独有，欧美城市都曾经历过这一过程，英国的粪工被称为gong faermer，他们不是挨家挨户收粪，而多是负责粪坑和公厕的清理，然后再卖给郊区农民，街头采集马粪的小工亦收入不菲，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仍然如此，足见该体系是具有生命力的。这一制度虽然因为人力介入程度深，容易发生故障（例如粪工勒索住户，粪船农闲时拒绝进城等），但是仍不失为一种因地制宜的生计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套技术系统支配上海粪秽处理的时代，上海（指浦西）并未出现过霍乱的爆发，可见其不仅对农业生产大有助益，也能有效地阻遏粪秽进入城市周边水体，维护公共卫生。

我们今日所熟悉的粪秽处理系统，大致包括机械供水、水厕、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厂，此四要素是工程师和科学家为解决城市化和环境安全之间矛盾，苦思冥想不断试错而获得的阶段性最优方案。四个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只会适得其反。1926年，闸北水电公司水厂就因管理不善，使华界逾三千人感染霍乱。1938年，因大量市民涌入公共租界躲避战乱，上海再次爆发霍乱，而彼时公共租界已经拥有全套的粪秽处理机械系统。

系统无论新旧，都有其形成的路径依赖，都有与城市周边环境生态和经济形态的密切联系，都有其所能承受的负荷极限。人力系统易形成于人口多的地区，人口多的地方人力成本低，省力科技没有土壤，对粪秽充分利用有助于农业增产，给养更多人口，进一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形成闭环；机械系统易形成于人口数量尚未多到阻遏省力科技诞生的地区，多余人口投入其他高附加值的行业，累积财富之后进一步投入资本密集型机械的研发，进一步节约劳动力，从而形成闭环。新旧系统在逻辑上都是自洽的，也各有千秋，若非如此，也不会有如富兰克林·金（Franklin H. King）这样的美国农学家对中日韩四千年悠久的农业传统和民间智慧的赞叹不已了。至于经济的迭代升级，产业形态的逐步转变，这些牵涉到更多的变量，并非以粪秽处理一事可以一概论之，但我们却能从整套技术系统的变迁观察到人、城市、生态、生活四者间的动态关系。庄子说道在屎溺，确实大有深意，然则周先生所关注的洁净的厕具，本身并不是解锁“现代性”的钥匙。